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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48噢博|「当代书评」侯军:养浩然之气而致中和——序《陈浩篆刻》

作者:匿名

  

8448噢博|「当代书评」侯军:养浩然之气而致中和——序《陈浩篆刻》

8448噢博,侯军(深圳)

陈浩在深圳是名人。我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,就是在报纸的头版新闻上——1997年10月8日,时任宝安区政协副主席的陈浩在公交车上以ー人之カ与四名持刀抢劫的歹徒殊死搏斗,令歹徒仓皇而逃,而陈浩双臂都被砍伤。这一见义勇为、舍生忘死的壮举,在深圳引起轰动。

在当时的报道中,有这样一段文字格外值得关注:“陈浩这位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,用自己拿笔的手与劫匪搏斗。不少看望陈浩的人,见到他那血肉模糊的右手,都很痛心。有人问道:‘为了保住一点财物,差点连赖以进行艺术创作的手也失去,值得吗?’陈浩回答道:‘ 这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,并非是财物与艺术的比较!如果我们都失去了是非观念,失去了正义感,任由犯罪分子为所欲为,那我们的社会还有什么希望?’ ”(见《人民政协报》1997年10月22日一版头条《政协委员陈浩勇斗劫匪》)

这段十多年前的往事,陈浩自己从不主动提起,大概在他看来,此事与艺术无关。但是,当我在提笔撰写这篇纯粹谈论篆刻艺术的文字时,却无法将面前这位儒雅谦和、颇具江南才子之风的艺术家,与那个怒目圆睁、勇猛无畏的血性汉子的形象联系在一起。看着他那双臂上的累累刀疤,我不由得想起孟子那句充满金石之声的名言:“自反而缩,虽千万人,吾往矣!”

一个人的艺术风格,与其个性与品格密不可分。布封说“风格即人”,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陈浩的名字中有一个“浩”字,这使我联想到孟子的另一句名言:“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。” 何谓“浩然之气”?孟子的回答是:“其为气也,至大至刚,以直养而无害,则塞于天地之间。其为气也,配义与道。”也就是说,这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,是与道义密不可分的。

中国的读书人历来崇尚“铁肩担道义,妙手著文章”,出身于诗书世家的陈浩对这种儒家文化传统不仅是认同的,更是身体力行。他在浙江海宁即热心于组织紫微印社和诗社,传播中华文化,培养艺术人オ,倡导并践行以艺术“成教化、助人伦”,至今仍为故乡的艺术同行所津津乐道;来到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,他立即投身于特区的火热生活,既不以文化人的清高去漠视和抵触炽热之商风,也不以降格以求的现实心态去屈从于物质之诱惑。他一度担任公务繁杂的街道办副主任,难免为此耽误艺术创作,而他却不惮烦难,恪尽职守,甘愿为公众利益而放弃一己的乐趣。更难得的是,当权力面临巨商大贾的挑战,在道义与利益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时,他却是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,毅然选择道义而拒绝开发商的百般威胁利诱,坚持遵章办事,不肯随波逐流。这种对人类精神高地的坚守,并不亚于他在面对持刀歹徒时所表现出的勇气和力量。在当今物欲横流的世风中,当艺术界的芸芸众生纷纷抛弃维纳斯转在赵公元帅膝下之际,陈浩却身在滚滚红尘而固守着君子品性,显得尤为可贵。我想,艺术同道或许比较熟悉陈浩的艺术风貌,大概很少了解陈浩入世做事的“另一面”,而只有了解了他这“另一面”,你才会理解:陈浩的见义勇为勇斗歹徒,非但不是“一时冲动”,反而是他勇于担当、不惜舍生取义的社会责任感的必然之举——何谓“当仁不让”?此之谓也!

与孟子的“浩然之气“相对应的,还有一个素为中国文人所崇尚的“大丈夫精神”。孟子说:“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,此之谓大丈夫。”这无疑也是陈浩这个当代文人内心深处向往与追求的人生境界。这个文弱的江南书生之所以会在关键时刻,瞬间化为一个怒目金刚式的硬汉,盖因其骨子里本是个傲骨铮铮的“大丈夫”。

浙江海宁自古文风昌盛,文人辈出。一百多年前,一位海宁人说过一句话,对陈浩影响至深,这就是王国维所说的“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文章者,殆未之有也”(见《文学小言》)。这位海宁老乡还说:“词人者,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”(见《人间词话》)王国维指的是文学家,但方之于书法篆刻家,不亦宜乎?

这种对艺术家人格与心性的关切,直接决定了艺术家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。他一定是遵循正道而不走偏门的,一定是尊重传统而否定虚无的,一定是以庄重雄浑古朴华茂为美而力戒轻浮浅薄狂怪鄙俗的,其作品一定是令人观之有清新静穆之感、赏心悦目之效,而无狂躁迷乱之惑、心浮气躁之态……凡此种种,一言以蔽之,即儒家所推崇的“致中和”!

《礼记・中庸》写道:“喜怒哀乐之未发,谓之中;发而皆中节,谓之和。中也者,天下之大本也;和也者,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,天地位焉,万物育焉。”也就是说,“中”是一种自在未发的不偏状态,“和”是一种应时而发的合宜状态,而最终达致“中和”之境,则天地和谐,万物有序,这大概也是从古至今中国人心目中的最高境界了。以如此高远的境界来观照于艺术创作,则艺术家的心胸自然是博大的,视野自然是开阔的,当其遇到艰难险阻时,自然也会焕发出超常的勇气和毅力,百折不挠地攻坚克难,直至登上理想的艺术之巅。陈浩深谙此理,他曾有一段精彩的“夫子自道”论及“中和之境”: “在创作观的把握上,我认为‘中和’是种很高的境界,各种艺术法则在矛盾的冲突中要达到‘中和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。唯其至难,才显至高。所以无论是理性和情趣,还是风格的收与放之间,都应辩证地处理对待,最难的也就是恰到好处。以‘中和’为目的,从而表现一种自然率真之趣,将‘做’寓于‘不饰’之中,所谓‘夸而有节,饰而不诬’,方能求得真趣、真韵。” 这段话看似很虛,其实很实。它直接关乎艺术创作从大势的选取到细节的处理,甚至直接关乎艺术风格的取向。陈浩说:“在风格取向上,我个人较倾向于‘雄浑古拙’。同样,‘雄’与‘秀’也应是一种有机的结合,太‘秀’则易见媚俗,过‘雄’则见粗野霸气,何其难也!”陈浩在此处说的是书法,其实,观其篆刻,同样可见端倪。 陈浩的篆刻,宗法于浙派先贤,尤其对吴昌硕印艺用功甚勤钻研甚深。他之所以钟情于缶翁的篆刻艺术,除了浙江地域文化的血脉联系,我认为吴昌硕那种大气雄浑的阳刚之美,恰恰是陈浩所偏好的,正所谓“性相近”也。在江南地域文化中,“秀美”本是主流,“壮美”乃是另类。直至吴昌硕一出,顿时别开生面,风气大变。陈浩在诗中曾反复吟咏他对缶翁的崇敬之情:若“缶老才情开新面,高标逸韵向天真”(见《西泠印社成立一百零五周年志庆》);若“丁黄刀笔见高情,浙派一出万象新。最是缶翁知变法,孤山印证百年春”(见《西泠归吟其一》);若“缶翁铁笔出雄浑,风格高标堪绝伦。一扫文何矫饰气,亦工亦放是精神”(见《吴昌硕印谱》)。这些诗赞,其实也委婉地反映了陈浩本人的审美取向,比如,他推崇“高标逸韵向天真”,他赞赏“铁笔出雄浑”,他不喜欢“文何矫饰气”而盛赞缶翁“开新面”,他主张篆刻应该“亦工亦放”,也就是说,要在工细中显现功力,在旷放中抒写豪情。读其诗,观其印,可谓诗中见印,印证其诗也!

环顾当今印坛,风潮迭起,花样翻新。以创新为招牌,掩饰其功力肤浅者,有之;以流行为标志,兜售其狂怪劣品者,有之;以速成为噱头,教人以偷工减料为能事者,有之;以前卫为口号,专以哗众取宠赚取眼球为炫耀者,亦有之。反倒是,甘于寂寞苦心孤诣于治印之道者,日渐稀少。以狮象相搏之勇气,深入传统;再以狮象相搏之胆识,突破传统,进而开辟新径的篆刻家,更如凤毛麟角。而陈浩身居闹市,心静如水,孜孜矻矻,老实治印,这种艺术定力和审美取向本身,就足以令那些印坛名宿们表现出一种出乎意料的惊喜。于是,叶一苇老人赞赏他的篆刻“朴茂纯正,清新自然,不染时习”。柯文辉老人说:“他的篆刻以素美求雄浑,出神处能动之以旋,均衡而不板滞。”俞建华老人说:“我很喜欢他对汉印静穆的涵咏和对浙派雅逸的品味。……正因为他把握了’亦工亦放‘的奏刀手段和审美追求,因此,他的创作呈现了丰富的奇情逸趣。”而最有意味的评价来自湖州诗艺兼擅的百岁老人谭建丞先生,他在论及陈浩印艺时说:“篆临石鼓,上窥先秦,故其治印浑穆典雅,非野狐禅率尔操觚者可比。” 陈浩对这些老人家的赞誉,多少有点沾沾自喜。他看重这些评价并不是想用以自炫,更无意借此炒作一把。他十分在意这些前辈的看法,更重要的是从中汲取继续孜孜矻矻下去的力量。毕竟,文化的坚守需要力量,孤寂中的坚守更需要来自他所崇尚的文化阵容的鼓励和支持。他不是不懂如何炒作,他在商海中经过风雨见过世面,他对商业运作也很有一套,但他却“非不能也,是不为也”。因为他知道,一个文化人最终的骄傲,只能是文化的骄傲。炒作固然可以换点银两,但却与文化的骄傲南辕北辙。

我与陈浩相见恨晚。同处一城之中,同守一个信念,却一直缘铿一面,可见文化人本质上是不抱团儿的,古人所谓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,今人所谓“学问之道乃二三素心人之事”,确实都是至理名言。然而,同声相应、同气相求者,一旦相见即成相知。我与陈浩,虽只一タ之晤,他便径直索序于我,既令我感到几分突然,又令我油然升起几分感动。尤其是当我知悉陈浩与诸多艺术大家均为知交,却将自己这本重要的篆刻集序言委之于我,使我隐约掂量出这当中文化的分量似乎高于友情的分量。我没有推托这份重托,尽管我知道我来谈论陈浩的篆刻,原本就是野狐外道。 直至文章煞尾,我对陈浩的篆刻作品基本上是未发一言,我只是引述了一些真正知者的高见,足以给读者以参考。读印是要用心悟的,每个读者都要在欣赏的过程中参与再创造。有读者的一双双慧眼在,又何需我在此置喙呢?

是为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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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-01-07 19:23:5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