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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匿名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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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ive.012.com登录,福建书院始建于唐代,如建阳有熊氏鳌峰书院,邵武有黄氏和坪书院。宋代,杨时、游酢得程氏之传,理学由此入闽。延至朱熹,闽学盛行,书院大兴,福建尤其是闽北一带出现了“书院林立,讲帷相望”的盛况。由宋至清,全闽书院多达数百所,遍及全省各地。

书院为教学和研究的需要,多有刻印书籍。清顾炎武甚至说:“宋元刻书,多在书院”。这在全国来说,也许有一定道理,但并不符合福建的情况。历史上福建的刻书以建阳书为主,这是福建刻书业的主要特点。这数量而言,福建书院的刻书远不能与坊刻相比。尽管这样,由于福建是宋明理学的大本营,素有“闽邦邹鲁”、“道南理窟”之誉,理学大师朱熹一生大部分时间在闽北结庐讲学,他及其师友门人创建的书院与建阳书坊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,对福建的刻书业影响巨大,因此,研究福建的书院史,研究福建的刻书,就不能不研究福建书院的刻书。

一、福建书院刻书概况

福建书院的刻书始于宋代。宋元时期,福建书院刻书多集中在闽北一带。这与闽学的“延平四贤”杨时、罗从彦、李侗、朱熹都是这一带的人,他们的书院也多建置在这一带有关。

以下按现存、著录、可考三种情况将宋元时期福建书院刻书简况分述如次。

(一)宋代

1、现存者有咸淳元年(1265)建宁府建安书院刻印朱熹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一百卷、《续集》十一卷、《别集》十卷。今北京、上海等图书馆存元明递修本。

2、见于著录者有淳祐八年(1248)漳州龙溪书院刻印陈淳《北溪大全集》五十卷、《外集》一卷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六一著录。陈淳,字安卿,号北溪,乃朱熹守漳期间及门弟子。

无具体年号,南宋时,地处福建宁府城(今建瓯市)的建安书院刻印了宋项安世《周易玩辞》十六卷,宋赵希弁《郡斋读书附志》著录。

3、可考者有淳熙丁未(1187)朱熹武夷精舍刻印《小学》六卷,《朱文公文集·续集》卷二《答蔡季通》书一一七中提到。封面(书名页)作“武夷精舍小学之书”。据笔者考证,这在中国出版史上,是印本图书最早使用封面的记载。[1]

嘉熙己亥(1239)建安书院刻印朱熹《晦庵先生文集》一百卷。时金华王埜任建宁知府,他于嘉熙二年(1238)建此书院,以祀朱熹,次年在书院刻印此集。

淳祐五年(1245)金坛王遂继任建宁知府,又在建安书院刻印朱熹《续集》一十卷,与嘉熙三年王埜刻本原版合印。著名的出版史专家张秀民先生《中国印刷史》131页,有“淳祐五年本称《晦庵先生文集》,大字漶漫一百册”指的即是王遂续刻合印本。宋赵希弁《郡斋读书附志》载:“《晦庵先生文集》一百卷、《续集》一十卷,……嘉熙己亥王埜刻于建安,黄壮猷嗣成之识于后;《续集》则王遂刊而序之”。《读书附志》只说刻于建安,并未说刻印于建安书院,笔者何以将此本考定为建安书院本?据现存咸淳元年(1265)建安书院本有时任山长的黄镛序,称“今存文公先生之文正集、续集,潜斋、实斋二公已锓板书院,盖家有而人诵之矣”。潜斋,王埜号;实斋,王遂号。由此可以证明二王刻本均为建安书院本。

淳祐十年(1250)崇安人氏徐几任建安书院山长,又补刻《续集》一卷,附于王遂本之后,是为今存十一卷本之祖本。

(二)元代

1、元代福建书院的刻本,现存者有大德十年(1306)建阳考亭书院刻印王安石撰《王荆文公诗》五十卷首三卷。行款半叶十一行,行十一字,黑口,双边。主持刊行者为时任建宁路通判的毋逢辰,卷前有其序云:

诗学盛于唐,理学盛于宋,先儒之至论也。……方今诗道大昌,而建安两书坊竟缺是集。予偶由临州得善本,锓梓于考亭,辄摭所闻者以系其集端云。大德丙午中秋龙门毋逢辰序。

此刻本惜今国内已无存,仅日本宫内书陵部存有一部。元至元二十五年至大德间(1288-1307)毋逢辰官建宁路判,曾将建阳考亭书院修复一新,并将书院原有学田90余亩扩增至500多亩,刊刻此书于书院。他是元代所知不多的崇尚理学的地方官之一。至正癸巳(1353)建阳熊氏鳌峰书院刻印熊禾《勿轩易学启蒙图传通义》七卷,北京图书馆存清抄鳌峰书院刻本。

至正十一年(1351)建安书院刻印元赵居信撰《蜀汉本末》三卷。这是一部史书,原刻本为清代瞿氏铁琴铜剑楼庋藏今存北京国家图书馆。

至正庚子(1360)崇安屏山书院刻印宋刘学箕《方是闲居士小稿》二卷。这是一部诗集,今存上海图书馆。屏山书院始建于建炎四年(1130),乃朱熹的启蒙老师刘子翚所建。

至正二十六年(1366)崇安南山书院刻印陈彭年撰《广韵》五卷,今存北京国家图书馆。同年又刻《大广益会玉篇》三十卷,今存日本,庆长九年(1604)复刻元南山书院本。南山书院在武夷九曲,朱熹门人建阳蔡沈建。

元末明初,建阳同文书院刻印宋苏洵、苏轼、苏辙撰《三苏先生文集》七十卷,今日本内阁文库有存本。同文书院在建阳崇化书坊,始创于元大德五年(1301)。创建者为曾任泉州总管府推官的张光祖。他在晚年退休之后卜居于此。[2]

2、见于著录者有至元二十六年(1265)熊禾武夷洪源书堂刻印宋胡方平《易学启蒙通释》二卷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三著录。熊禾,号勿轩,建阳人朱熹续传弟子。洪源书堂虽名为书堂,实为书院。宋亡后,熊禾隐居不仕,在此授徒讲学。

元统元年(1333)将乐龟山书院刻印李心传《道命录》十卷,清叶德辉《书林清话》卷四著录。龟山书院原为龟山祠,宋咸淳三年(1267)礼部尚书冯梦得奏准,改建为书院以祀理学家杨时。

至正庚子(1360)屏山书院刻印陈傅良撰《正斋先生文集》五十二卷。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卷二一著录。

至正二十八年(1368)豫章书院刻印罗从彦撰《豫章罗先生文集》十七卷。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卷二一著录。豫章书院在延平路沙县洞天岩,至正元年宋儒罗从彦五世孙天泽建,此本即天泽主持刻印于书院。

无具体年号,元建阳刘应李化龙书院刻印宋儒刘爚《云庄刘文简公文集》十二卷。见于清丁丙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著录明正统刘稳刻本时提到。

无具体年号,元建阳刘氏云庄书院刻印宋祝穆《新编古今事文类聚》前、后、续、别、新、外六集二百二十一卷,日本森立之《经籍访古志》卷五著录。云庄书院在崇泰里马伏,原系朱熹门人刘爚故居,嘉熙三年(1239)诏赐“云庄书院”匾额。

宋元时期,福建还有一些名为书院实为私宅刻或坊刻者。如宋建阳刘氏天香书院刻印《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论注论语》、《礼部韵略》;詹氏建阳书院元大德中刻印《古今源流论》;建安椿庄书院元至顺间刻印《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》;建阳刘君佐翠岩精舍元至元甲午(1294)刻印《翰苑集》以及《程朱二先生周易传义》、《诗集传》等多种。此外,还有建成阳张氏梅溪书院于后至元三年(1337)刻《皇元风雅》,以及《韵府群玉》、《书集传纂疏》等多种。

(三)明代

明代福建书院刻书仍以闽北的书院为主。由于明代重科举,非学校出身不能应试,士子多集中在官学,书院的发展受到了一定抑制,福建书院的刻书因之受到一定影响。与明代建阳坊刻的极盛相比,书院刻书的数量较少。

现存者有,正统九年(1444)建阳云庄书院刻印宋刘爚《云庄刘文简公文集》十二卷。现存北京国家图书馆、日本静嘉堂文库。

万历己丑(1589)建阳考亭书院刻印明朱世泽编《考亭志》十卷,今南京图书馆存。

明建阳同文书院刻印袁达《佩兰文集》三卷,福建省图书馆存。

明熊氏鳌峰书院刻印赵令畤《侯鲭录》八卷,上海图书馆存。

见于著录者有洪武庚辰(建文二年——1402)崇安蓝山书院刻印蓝仁《蓝山集》六卷,蓝智《蓝涧集》六卷,见邵氏《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卷十八著录。

嘉靖二十二年(1544)云庄书院刻印《云庄刘文简公文集》十二集;嘉靖间刻印《古史通略》一卷,均见于杜信孚《明代版刻综录》卷五著录。

嘉靖四十三年(1564),建安杨应诏华阳书院刻印《闽南道学源流》十六卷。应诏字邦彦,一字天游,此乃杨氏自编自刻本。

(四)清代

清代,除了闽北的书院继续刻印了不少书籍外,省城福州的书院刻印了大量的书籍,其中以鳌峰、正谊书院最著。清代刻书因距今年代较近,故现存较多,以下据刻印年代先后,分述于下。

康熙五年(1666)建阳同文书院刻印唐李贺撰、清姚文燮注《昌谷集注》四卷,今复旦大学图书馆存。

康熙三十一年(1692)福州郑氏鳌峰书院刻印黄道周《石斋先生经传》九种,今存南京大学图书馆。

康熙四十七年(1708)福州正谊书院刻印《朱子文集》十六卷,今存江西省图书馆。

雍正六年(1728)考亭朱玉刻印朱松《韦斋集》十二卷、《年谱》一卷,朱槔《玉澜集》一卷,今北京国家图书馆。福建省图书馆、福建师大图书馆则存雍正七年(1729)考亭书院重印本。

雍正八年考亭书院刻印《朱子文集大全类编》一百一十卷,上海图书馆存乾隆十五年印本。

雍正十一年(1733)建阳庐峰书院刻印宋蔡元定等撰《蔡氏九儒书》九卷首一卷,今辽宁省图书馆、南京大学图书馆存。

乾隆四十八年(1783)建阳鹰山书院刻印宋游酢《游鹰山先生集》八卷,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存。

嘉庆六年(1801)福州鳌峰书院刻印汪志伊编《鳌峰书院藏书目录》四卷;十一年(1806)刻印游光绎编《鳌峰书院志》十六卷;道光五年(1825)年印黄道周《易本象》四卷;十八年(1838)刻印吴鉴定编《鳌峰书院纪略》今福建省、厦门大学、福建师大等图书馆分别有收藏。

道光十八年(1838)厦门玉屏书院刻印周凯纂修《厦门志》十六卷,厦门市图书馆、福师大图书馆存。

道光二十年(1840)考亭书院刻印《朱子文集大全类编》一百一十卷,今浙江、江西省图书馆存。

咸丰元年(1851)福州鳌峰书院刻印张经《半州诗集》七卷,今福建省和福建师大图书馆存。

咸丰十年(1860)福州鳌峰书院刻印《朱子集》一百零四卷,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存。

同治五年(1866)福州正谊书院刻印张伯行辑《正谊堂全书》六十三种,四百七十三卷;八至九年(1869-1870)续刻五种,四十六卷,国内大中图书馆多有收藏。同治七年,又刻印《福建通志》二百七十八卷首一卷图一卷,福建省和福建师大图书馆均有收藏。

同治九年(1870)建阳云庄书院刻印刘爚《云庄文集》十二卷,福建师大图书馆存。

光绪八年(1882)福建长泰龙津书院刻印杨曾等编《龙津书院志》不分卷,今存福建省图书馆。

光绪十二年建阳庐峰书院刻印《蔡氏九儒书》,今四川大学图书馆存。建阳市博物馆存刻版三百三十八片。

光绪十四年(1888)莆田擢英书院刻印龙津书院《柯潜柯竹岩集》十八卷、《补遗》一卷、《附录》一卷,福建省图书馆存。

光绪二十三年(1897)浦城南浦书院刻印《续修浦城县志》四十二卷首一卷,福建省图书馆存。

清延平道南书院刻印黄俊苑《止斋遗书》十六卷。时闽县刘存仁为山长,主持刻印此书。

清正谊书院刻印李光地辑《二程子遗书纂》二卷、《朱子语类四纂》五卷,今均存福建师大图书馆。

清泉州梅石书院刻印史景臣辑《温陵事考》厦门图书馆存。

二、福建书院刻书评析

1、书院刻与官刻的区别与联系

在古籍版本分类中,通常将书院刻本列入官刻本的范畴。这从书院刻书的资金来源多来自官帑,刻印书籍的目的是为了教学和研究的需要,而非货卖盈利来说,无疑是比较妥当的。但福建早期书院的刻本,往往不带有官方色彩,所出资金也不来自官方,因此也就更接近于民间私刻。这与书院的性质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书院的性质,就其起源来说,都是私学。通常均由某个较有名望的学者“择胜地,立精舍,以为群居讲习之所”[3]“儒生往往依山林,即闲旷以讲授,大率多至数十百人”。[4]如朱熹的考亭书院,始建于绍熙三年(1192),初名竹林精舍,后又改名沧州精舍。到淳祐四年(1244)即朱熹逝世后44年,才由宋理宗御赐额匾,改名考亭书院。朱熹在世时,其书院并未得到官方承认,他的学说甚至被诬为“伪学”。他在世时所刻的书籍,均出于己资而非官钱,[5]故其刻本应与官刻本有所不同。

理宗时期,朱熹的学说得到官方推崇,福建的许多书院陆续得到了赐额、赐田、赐帑金等待遇。如建阳的考亭、云庄、溪山、庐峰等书,均在此时得到宋理宗御赐匾额和学田。建安书院则是直接由建宁知府王埜建置。这时的福建书院,随着朱子学说政治地位的提高,已经蒙上了一层官方色彩。

到宋末元初,书院的山长、掌教,往往由官府派充,书院山长就是学官。如宋景定间蔡模任建安书院山长,咸淳间程若庸授武夷书院山长,元初詹光祖被任命为武夷书院教授,至元间政和陈岩老由兴化军涵江书院山长调充建阳云庄书院山长,朱熹的曾孙朱沂,被省府任命为考亭书院山长。这时的书院,与官办儒学已相差无几。延至清代,书院的管理方法,教学制度均一如官办学校,资金则直接来源于官帑。如福州的鳌峰书院即由福建巡府张伯行创建,凤池书院由总督汪志伊筹建,正谊书院则源于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建的正谊书局。这种书院,已经失去了早期书院的私办性质,其刻印的图书,则应是地道的官刻本。

因此,书院刻本与官刻本既有区别又有联系。区别在于,书院的起源是私学,其早期刻本往往是私家刻本。此后,书院创建者的后人为其祖辈刻文集,其中也有部分资金出于己资。[6]联系在于,随着官方对书院在经济上、行政上、教学制度和内容上的逐渐渗透,书院逐渐对私学的性质衍化为官学的性质,多数书院的刻本也就与官学刻本无异。这便是人们通常多将书院刻本列入官刻本之内的主要原因。

2、书院刻和坊刻的区别与联系

书院刻书与坊刻的区别十分明显,主要在资金的来源不同,以及非盈利与盈利的区别上。

历史上,福建书院的刻书有时也委托书坊锓版,其刻工大多数仍为书坊工人。如朱熹武夷精舍刻印《小学》,即建阳书坊版。《朱文公文集》卷五十《答潘恭叔》云:“《小学》未成而为子澄刊刻。见此刊修,旦夕可就,当送书市别刊,成当奉寄”。嘉靖《建阳县志》卷三载:“书市在崇化里,比屋皆鬻书籍,天下客商贩者如织”。朱熹书信中所说的“书市”,显然就是指建阳崇化书市。又朱熹《别集》卷六《答黄商伯》:“《洪韵》当已抄毕,幸早示,乃此间付之书坊镂板甚不费力”。熊禾《勿轩集》卷四《刊〈仪礼经传通解〉疏》云:“今得考亭诸名儒参加校订定墨本,拟就书坊版行,以就流布”。书院刻书与书坊刻书关系之密切,从以上几例可见一斑。

书院刻书多付书坊版行,并不是说书院刻书和书坊刻书就可以划上等号。其主要区别在于,书院刻书,其资金来源于书院本身或官方的资助,校勘书版的均为书院的师生,其刻印书籍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教学需要,而不是象书坊那样,是为了销售盈利。虽然有一部分也通过书坊刻印,但质量显然要比坊间的自编自刻为高。换句话说,委托书坊刻印的书院本,书坊只起到了印刷厂的作用,而不是出版社的作用。在客观上,这类书院本的刻印,为书坊刻书的编、校、刻起到了一种示范作用。因此,书院刻书的存在,对促进坊刻提高自身的刊刻质量起到了积极的影响。

3、福建书院刻本的三种类型

顾炎武《日知录》说:“宋元刻书,皆在书院,山长主之,通儒订之”。似不够全面。综观福建历代书院刻本,则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:

书院创建者或册长主持刊刻

朱熹于淳熙十年(1183)年建武夷精舍,十四年(1187)在此刻印《小学》六卷。咸淳元年(1265)建安书院刻印《晦庵集》,由山长黄镛主持。元至正间建安书院刻印《蜀汉本末》,由山长黄君复主持。至元间武夷洪源书堂刻印《易学启蒙通释》,乃熊禾主持。这一类刻本,由于主持刊刻者学识渊博,精于校勘,质量较高,是书院刻本中的精品。顾炎武评价此类刻本是具有“三善”,即“山长无事勤于校雠,一也;不惜费而工精,二也;不贮官而易印,三也”。

地方官主持刊刻

如嘉熙间建安书院刻印《晦庵集》由建宁知府王埜主持。淳祐间该书院又刻印《续集》,由续任知府王遂主持。元大德考亭书院本《王荆文公诗》,由建宁路判毋逢辰主持。清福州鳌峰书院、正谊书院刻印的大量书籍多由巡抚张伯行主持,刻印书籍数量之多,为福建历代书院之冠。张伯行,字孝先,号敬庵,河南仪封(今兰考)人。康熙乙丑(1685)进士,四十六年(1707)任福建巡抚。“甫下车即以表彰道学玉成人才为先务。购求宋儒遗书,手为评释,授梓”。[7]据《潭阳熊氏宗谱》[8]记载张伯行曾到建阳,搜访先贤遗书,《正谊堂全书》中有《熊勿轩先生文集》,所据底本即此行所得。

这类刻本因主持者与闽学有密切的关系,学识也不低,质量也比较高。如王埜是真德秀的门人,在任上,除主持刻印《晦庵集》外,还刻印了唐李频的《梨岳集》;王遂是建阳名儒游九言的门人,乃张栻湖湘学派的传人;张伯行则是清代的宋学大师,程朱理学的竭力追随者,著述甚丰。所辑《正谊堂全书》汇辑了由宋至清程朱理学的众多名著,是一部集大成的理学丛书。

书院创建者的后人主持刊刻

这类刻本元、明、清三代皆有,占了福建书院刻本的很大比例。如熊禾曾孙熊坑于鳌峰书院刻印《勿轩易学启蒙图传通义》;刘子翚六世孙刘张于屏山书院刻印《方是闲居士小稿》;罗从彦五世孙罗天泽于豫章书院刻印《豫章罗先生文集》;蓝仁孙蓝干于蓝山书院刻印《韦斋集》、《朱子文集大全》等多种;蔡元定后人于庐峰书院刻印《蔡氏九儒书》;游酢后人于鹰山书院刻印《鹰山集》等。

这类刻本由于主持者大多学识水平不甚高,较以上二类刻本质量要略逊一筹。其中还有一些刻本校勘不精,编排失当。如清雍正朱玉在考亭书院刻印《朱子文集大全类编》,虽广泛搜罗考订,资料宏富,但因采用分类编排有失当之处,被四库馆臣讥为“割裂搀合……多立门目,转无端绪”。[9]

此外,还出现了打着书院旗号编刻的伪书。如刘爚的十四世孙刘稳于明正统九年(1444)年在建阳云庄书院刻印刘爚《云庄刘文简公文集》十二卷。此书所载诗、赋、记、序、制诏、奏议、书信、祝文等计三百二十多篇,除个别篇章外,其余竟赫然见于真德秀《西山集》中。据蔡东洲先生考证,这是刘氏后裔为捞取朱明王朝给理学诸子后裔的好处而有意作伪。[10]刘爚的《云庄集》至迟于元季已毁于兵燹,现存的《云庄集》包括上文所列明嘉靖本、清同治本都是伪书。一部伪书竟欺骗世人长达五百多年,瞒过清代的四库馆臣,被收入《四库全书》,其作伪手段不可不谓高明。刻印伪书,在福建历代书院刻本中,此为仅见之例,不能代表福建书院刻书的主流。

结束语

从内容上看,福建历代书院刻本经、史、子、集、丛各部俱备。其中最具特色的,是在这些刻本中,绝大部分为闽学人物的学术性著作。这些著作,若无书院刻印,是很难保留下来的。例如,游酢的《鹰山集》、朱熹的《晦庵集》、熊禾的《勿轩集》等重要著作,刻印了大量书籍,且近在咫尺的建阳书坊,均未能或很少刻印。这就说明书坊在传播和保存古籍方面难免有其局限性。而这种局限性,正好由古代书院这种具有教育、研究和出版功能的特殊学术机构来弥补。

此外,无论是在明中后期,王学兴起,书院多传习陆、王心学,还是在清中叶以后,乾嘉学派盛极,闽学渐微,福建书院多能坚守闽学立场,保持宋元以来的刻书传统,仍然继续刻印了大量的闽学著作,对保留福建地方文献,研究闽学发展史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。如果说,福建书院的发展史,就是闽学发展史的缩影的话,那么,福建历代书院刻印的现存刻本就是闽学发展的资料库和文献实证。

注释:

[1]见拙文《朱熹刻书事迹考》,文见《海峡两岸论朱熹》,厦门大学出版社,1998。

[2]见拙著《朱熹书院与门人考》31页,《关于书院的考证·同文书院 》,华东师大出版社,2000。

[3]朱 熹《衡州石鼓书院记》,《朱文公文集》卷七十九。

[4]吕祖谦《白鹿洞书院记》,李梦阳《白鹿洞书院志》卷六。

[5]见拙文《朱熹刻书事迹考》,《福建学刊》1995年第1期。

[6]明正统刘稳云庄书院刻印《云庄集》,卷首有牌记:“遂出己财敬绣诸梓,以广其传”。

[7]《福建通志》卷二十九。

[8]见拙文《明代刻书家熊宗立述徒刑》中的介绍,《文献》1987年第1期。

[9]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卷十三。

[10]《云庄集真伪考》,《文史》第35辑,中华书局1992年6月。

原载朱汉民、李弘祺主编《中国书院》第四辑,湖南教育出版社

2020-01-08 12:42:22